《周恩来》：历史与人的咏叹
安徽 应湘源
历史，一旦步入艺术的领域，便超越了自身的初始意义。它既折射着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历史观、艺术观、道德观，又包蕴着接受客体的情感检视和审美评价。因而，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说，《周恩来》影片的社会成功，乃是创作主任与接受客体共同创作的成功。至于导致这种成功的社会心理，我们无疑可以从影片所叙说的那段历史脉络中寻找到它的原始印记。
多少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苦苦寻找着一种理想的人格，并企盼通过这种理想的人格去发现一种真正的民族的品格。因为中华民族曾经以这种品格创造过灿烂的历史，势必也将以这种品格创造出辉煌的未来。在这场民族的大寻找、大企盼中，周恩来这一“忠于自己的信仰，同忠于自己的祖国和信守人情之道并无二致”（狄克·威尔逊语）的传奇式的领袖人物，无疑成了重要的“候选人”。历史，尤其是“文革”十年的历史，曾经以它的经纬线为中国人民编织出了周恩来这一人物美好的、但毕竟欠完整的神话。然而正是这种欠清晰、欠完整，激起了整个民族的期待心理和“完形”心理。因而，当《周恩来》影片第一次系统而又集中地将这一伟大形象完整地展现出来时，这种民族的期待心理和“完形”心理便得到了契合和最终的归依。一种积蓄已久的民族群体情绪得到了彻底的宣泄，“候选”的形象与寻求、企盼的形象得到了完满的整合。人们通过影片看到了对理想人格的阐释，看到了“一个人”与历史的冲突和统一中的历史的人格化象征，由此而发现了“一个人”和“一个民族”间“互化”的辉煌奇迹。
人格的构建总是在与特定历史的碰撞中，在交融与抵牾中完成的。复杂的历史环境势必产生复杂的社会现象并将创造出复杂的历史人物。因而，作为一位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泱泱大国的总理，当他被置身于“文革”十年这一荒唐而又奇特的历史语境中时，无疑便会出现一种“传奇”，从其身上会折射出种种的历史复杂现象。周恩来曾经许诺一定要保住贺龙，但他最终未能保住；他对革命的老帅们一往情深，对他们的品格坚信不疑，但他不得不亲自出面主持批判陈毅的大会；而对于自己深恶痛绝的江青的骄纵蛮横、无理取闹，他又不得不违心地予以迁就，将自己的保健护士调到江青身边。作为一代伟人周恩来身上所形成的这种意识初衷和行为效果的悖论，无疑折射出了一种特定历史的制约。这种制约决定了作为身系党和国家安危的总理，在鞠躬尽瘁、克已奉公的同时，还必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无疑是一种苛求。然而，即使是一位伟人，也无法超越历史。当然，反之，如果没有这样的伟人，历史便很可能重写，便很难有中华民族的今天。这，就是个人与历史的辩证法。正是在这种辩证过程中，凸现了一代伟人复杂性格的闪光瞬间。
虽然《周恩来》影片是以纪实性为主，去展现主人公一生中最后十年所经历的大小历史事件，但对于周恩来人格的构建，更多地却是在一种历史与人的咏叹中完成的。影片中大量的写意段落，以及色彩、光影、镜头运动、场面调度的运用，无疑创造出了一种抒情的氛围，这就使得整部影片从史的基调上升到了诗的境界。而影片更深刻的内涵恰恰正是由于这种诗的美学辐射使接受客体得到一种内心情感的体验，并从而获得道德审美认同的。即使在一些纪实性的叙事出有因情节中，我们也可以从中体验到一种隐含的甚至更为深沉的咏叹。如刑台地震中与灾区百姓的同甘共苦、鱼水情深；延河之滨千百群众争抬隐入淤泥的总理座车；对革命老区人民贫困的焦灼忧虑，企变情切；1974年最后一次出席国庆招待会，于一片赤忱中抱病致词、力竭而归；临终前七次鞠躬、挥泪痛悼贺龙，以及影片结尾十里长街送总理等历史史实，通过电影造型语言的阐释，无不都升华成了一种诗的意境。从这种意境中，我们体验到的似乎是一种作为个体的伟人的咏叹，女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咏叹；其实，在伟人的背景上站着整个历史，而伟人又是被擎托在历史的巨掌中，“人民心中的周恩来”这一中华民族历史性的主题，无疑最终演绎成了历史化的人和人化的历史。正是在这种历史与人二位一体的双重咏叹中，我们寻找到了理想的人格并发现了历史人格化的象征。
站在新的历史的高度，通过《周恩来》影片去反思历史、观照人物，无疑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中国大地上的炎黄子孙曾经为即将失落或已经失落了的民族传统精神呼唤、寻求了许久。今天，他们缍寻求到了，那就是历史人格的纵轴和现实要求的横轴交叉点上的一种民族品格，一种传统而又崭新的中华民族的品格。这种品格将焕发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激励我们去创造四个现代化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