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观是"易"文化的基本内容，这一观念证明中国人从家庭走向社会所遵循的是自然神观，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自然属性。社会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生生不息，固然有风雨雷电、山崩地坼，更多的是风和日丽、气象万千。更主要的是表现为源远流长，滔滔不绝而永不止歇，正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分昼夜"。中国人哲学观因此体现于天人合一，主张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又延伸出造化、大化等意义。并由造化（自然万物）的生成、变易而引申出伦理德行的化成。"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于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遵循自然规律（造化），顺理成章。当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国历史全景，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动：太好了，我们民族的文化。
进入社会构建的父权观表达为君子论、圣人说等一些概念，任何形而上的观念都必须通过制度来实现，两者之间的桥梁即政治哲学。
德国人黑格尔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他写到："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对中国的认识正如他自己强调的二重性，首先是无知，其次是正确。
黑格尔的无知在于他不明白中国的历史并非"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中国的政治哲学有一条清晣的发展路径。其原始状态表达为老子的"道德"；进入社会形态的政治哲学则表达为孔孟的"仁义"说；当社会进一步集中形成中央集权制的时候，其政治哲学表达为荀况和董仲舒的"圣"、"礼"论；而否定专制形态的社会，探索民主社会的理论则表达为唐宋时期的"道"与"理"，"道理"已经为社会摆脱个人的制约开辟了坦途；"道理"体现为一种形而上而为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原则。无论发生多少变故，宋之后千年的中国，社会所遵循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道理。事实上"道理"同样帮助西方人冲决中世纪的罗网，黑格尔的无知实在只是因为其耽于颠倒的思维中。
黑格尔是正确的，尽管这种"正确"其实源于黑格尔自己对自己存身的社会的感受，而不仅仅是对中国问题的总结，这一点也为亨廷顿"强政府"理论所证实。毫无疑义，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以具备有效的制衡能力，是一个理性社会的基本要素。黑格尔和亨廷顿都认识到人类社会存在的缺陷，而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仅仅只是服从于毛泽东"新陈代谢"的理论，或者说是"易"文化"变动不居"理论的演绎。制度是有生命的，需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人对于创新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如果说孔子尚且自度"无知也"，中国社会的谦虚谨慎不也成为一种文化；如果说黑格尔终于明白了"合理"的判断，而孔子却已经从"合理"进于"合度"。对于黑格尔之"正确"性的当然是基于中国的标准。现代中国人构建一种新的、即合理又合度的社会制度的努力是中国文化的必然。(壶公评论zzisl@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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