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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历史与理论》上发表了《历史的重负》 一文，从此，他步入了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1973年，怀特的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以下简称《元史学》）出版，它不仅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也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历史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如今，我们以过去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状况为参照，审视怀特在《元史学》中呈示的研究目的、思路、结论与逻辑，应当对我们把握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脉络有所助益。

一、诗性预构先于理性阐释

怀特在《元史学》开篇引用了巴什拉的箴言：人所能知者，必先已入梦。 常识中，梦想若以文字表现出来，必不容于以求真为目的的史学领域，因为梦想是诗性的，不能“理”喻。然而，怀特相信，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开的鸿沟，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学的，实质上，特别是语言学的，并且充当了一种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 于是，《元史学》便准备担负起一种使命：旨在确立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当然，论证这一根本目的的同时，怀特也将藉此展示“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 这便是他在研究前预期赋予《元史学》的两项理论成果。

如果把写作《元史学》视为怀特的“历史的”实践，那么，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记住，这两项理论成果首先是怀特在实践之前的假设，也就是说，《元史学》是对这些假设所做的证明，而并不是要发现某种永恒、确定的历史本质。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姿态或者说解释策略与传统历史学家方法有极大的区别，正是如此，我将表明,《元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它本身的写作实践上都是反传统的先锋。

早在1966年，怀特对历史学传统的不满已经清晰地表现在《历史的重负》一文中。他反对的传统是那种造成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的学术语境,它的实际结论事实上是确认历史学处于艺术或科学这两种认知方式的中间地带。怀特不满意历史学家在遭遇社会科学家的质疑时声称自己要依赖直觉因而是艺术；在面对艺术家的批评时则声称历史资料不容辩驳因而是科学。

自19世纪以来到20世纪中叶，历史学家的这种费边策略虽然使自身可能逃避单方面的批评，但怀特认为，如此模棱两可恰恰是当代历史学陷入了重重危机的根本原因。怀特主张，历史学应该像科学和艺术那样更新观念，而不应束缚于现今仍坚持的19世纪末的科学观念和19世纪中的艺术观念中。他注意到“迄今为止近30年来，科学哲学家和美学家都致力于更好地理解科学陈述与艺术陈述两方面的类似性”，科学与艺术都“发现它们用来理解一个能动的世界的那种隐喻性构造本质上具有临时性特征。” 历史学只有大胆地利用当代科学哲学与美学的最新成果，才可能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尊严 。

我们可以将《历史的重负》一文视作怀特批判传统历史学的宣言书，它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理论思路。该文充分注意到当时科学哲学与美学在认识世界时的 “建构性”和“临时性”策略，注意到历史学和隐喻之间的密切关系。应当说，《元史学》中的理论胚胎已经在这篇论文中初具雏形。怀特沿着这条思路，到70年代初写作《元史学》时，他在诗性想象和比喻理论方面的思考要精深得多，并且，《元史学》的丰富例证同时又代表着作者意图表述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的史学实践，意在阐明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的发展如何导致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历史主义”危机。

建构、想象和比喻，这些曾经都是传统历史学家排斥的东西，却被怀特用来充当其史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怀特认为历史叙事是建构而来 ，它之所以为建构的产物是因为史学家是“通过建构一种理论的推理论证，来阐述故事中的事件” ；另外，这种理论的推理论证又靠一种历史学的语言规则来实现，它又是诗性建构的结果。 在怀特看来，这些建构归根到底是发生在理性阐释之前，因而也是一种预构。既然预构行为普遍具有“前认知的”和“未经批判的”特性，它自然要隶属诗性的范畴。怀特接受了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思想。我们记得维柯曾宣称：“诗人们首先凭凡俗智慧感觉到的有多少，后来哲学家们凭玄奥智慧来理解的也就有多少”。 如果将诗人的感官与哲学家的理智都结合在怀特的理论中，那么，诗性的预构行为便决定了稍后要进行的理性阐释的深度与广度。怀特确实是遵循这样的理念，他要在《元史学》中证明每一位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最终都构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当我们将诗性预构的概念作为怀特理论的一部分而纳入理性的解释系统，这一理论的前提便是相信历史叙事中诗性预构先于理性阐释。怀特以19世纪欧洲八位主要的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 的历史写作为例来证明这一点。当然，支持怀特进行证明的理论并不完全是他的独创，它是怀特综合了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语言学、艺术和哲学许多成就的结果，这正是一种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推崇的、当代科学与艺术为历史学提供的新视角。

二、形式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理论框架

历史著述理论与语言规则是支撑起怀特论证的两大支柱，藉此，他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一套独特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

一开始，怀特将历史著述分成五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编年史、故事、情节化(emplotment)模式、形式论证(formal argument)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ideological implication)模式。他把编年史和故事看成历史讲述中的原始要素。与以往不同的是，怀特认为“创造”这一往常和小说创作相关的概念其实在编排历史故事时也起作用。历史学家从编年史中挑出什么样的事件编成故事实际上与他们编排故事时已经预料到的问题有关，换句话说，史学家是为了回答他的问题而选材。再进一步，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便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种种方式。 由此可见，明确认识到历史叙事过程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是怀特理论的出发点，这是从年鉴学派历史家们、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以及哲学家加达默尔等人那里吸取的养分，怀特自觉地运用在他的理论中。……